写给潘律和荒木悠的《倒错的编年史:出/入亚洲之旅》,以及其中关于家庭电影的探讨。

我准备问她一些关于那架DV机的事情。运气好的话,或许还有机会抢救下一些什么,03年04年左右前宁波沿江路的风景,在取景器里我曾看到过落日在甬江上投下铁锈色的光。
如果没能找到这段和我记忆重合的影像,那么能看到一些普通的家庭录像也是很幸运的。在素材不自觉的随机拼接和充满私人感情的声音中,“业余”或许正好是家庭电影最有趣的部分。
当然,我并不指望这架DV真的还存在,事实上仅凭那从镜头里模糊一瞥的记忆,我甚至不能确定这个物件不是我曾经自行捏造的虚拟产物。况且即使它确实存在过,现在也难免丢了、坏了,送亲戚了,搬家落下了。又或者它即便外观还是好的,储存的影像数据也很有可能不再能被当前时代的介质读取了。这个假设是最可惜的。
我以为她会需要时间想一想,或许在两千年初繁忙的日常生活里,她会因无暇亦无意识顾及记录什么而将这台机器忘掉。然而她只是微妙地改变了表情,在她没有响应我的疑问的短暂间隙里,我感觉到她在两种选择里举棋不定。
不过她最终选择反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是听谁说的,还记得多少。而在我重新描述了那版画一般的甬江后,她开始可疑地搪塞我,模棱两可地表示因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所以DV机的下落早就被她置之脑后,有时间她会去找找给我的。她试图岔开话题,表扬我的记性,又问我找这些老录像是不是为了什么新的创作潮流。然而她不自然变高的语调暗示了:确实应该有至少一架DV存在,因为至少让她紧张的不是我记得的那架。那么另一架DV发生了什么,让她要像推理小说的叙述诡计一样混淆两者?
因为想继续追问下去,我于是先承认了其实我觉得这段记忆其实并不牢靠,然后旁敲侧击地确认她所指的那台大概属于她家庭生活的哪条时间线。在发展到这一步推理之前,这本该只是我和她漫无边际的叙旧场面之一,而我或许真的对她施加了坦白什么的压力,这让我们俩之间的氛围变得完全不同。
我不知道对她来说,向我描述这个家庭生活中的短暂片段,是否意味着她可以将这一哽噎于记忆多年的场景寄托于言语的吐露与消散。但假如没有那架不想被发现的DV,我与她或许难以说清那种微型的权力结构如何占领了家庭生活最细枝末节之处。在女儿还小的时候,她的生活一度高速旋转到快要脱轨,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切换亦让人窒息。她和对家事不闻不问的丈夫大吵,而丈夫拿起那台DV,扬言要把她“生气时丑陋的样子”录下来给她看看。
DV和“丑陋的”家庭电影都没在这场争吵中保存下来,尽管如此,这架机器还是履行了一部分职责——它展现了在家庭结构中,到底谁是观看和记录的掌权者,并隐喻般地总结另一方如何在家庭劳动,以及影像生产过程中受到剥削。
然而那时,我有了一种迟来又很钝感的后悔与愧疚。但我最终只能把头靠在她的背上,说出惨淡的、不成补救的补救:“我爸向来是这样的混蛋。”